编者按有媒体日前报道，国家核电技术公司负责人接受采访称，未来10年中国将建60台核电机组。这引发了又一波“疑核”“恐核”“反核”的舆论风潮：传闻日久的“核电批量化建设”终于落地，建这么多核电机组，安全吗？经济新常态下，全社会用电量增长乏力，这会否造成新的产能过剩？等等。凡此种种，都是公众热切关注的议题。本报从今天起刊登直面中国核电发展的系列报道，为读者释疑解惑。
“中国未来10年将至少建设60台核电机组”，无疑是核电领域近来最大的新闻,引起网民热议。公众关注的核电批量化建设终于尘埃落定，究竟意味着什么？
10年60台，算不算冒进？
“10年建60台核电机组”，在传播层面十分吸引眼球，事实上却不是什么新鲜事——国务院发布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早就提出：到2020年，在运核电规模将达到5800万千瓦，在建规模达3000万千瓦。
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林诚格解释，要完成国家规划，按目前在运28台、装机容量2614.8万千瓦，在建26台、装机容量2912万千瓦计算，到“十三五”末，可以达到5800万千瓦，但少了3000万千瓦在建规模；所以“十三五”内需再建28—30台机组。按同样速度，到2025年，还有30台左右需建。
10年60台，算不算冒进？看一看我国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目标这一大背景就清楚了：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15％，单位GDP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到2030年，更分别达到20%左右和60％—65％，且2030年前后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力争尽早达峰。“要兑现我们对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各门类绿色低碳能源就必须按类分解这一发展目标”。核电到2020年在运5800万千瓦、在建3000万千瓦，“是一个最起码的量”。
福岛事故改变不了核能安全、清洁的结论
日本福岛核事故对社会公众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是“不可接受的”。
在强调这一基本点的同时，辐射防护专家、中核集团潘自强院士，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何建坤教授，中广核苏州热工院周如明研究员等，对福岛事故作全方位深度解析之后指出，福岛事故改变不了“核能是安全、环境友好能源”的结论。
潘自强的研究表明，在环境影响方面，不同能源链的温室气体排放系数比较，褐煤、煤、石油、太阳能、水力、生物质、风能、核能中，核能依次排在最低；对人员健康的影响方面，核能的辐射照射也远远低于煤。
事实上，福岛事故之后，世界各国发展核电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用林诚格的话讲，“该发展的还发展，该弃用的还弃用”。德国、意大利重申弃核，跟福岛事故本身无关；而福岛之前，中国核电批量化建设，在规划、监管、技术、装备制造等方面已经“万事俱备”，福岛事故一下子中断了这一进程，中国核电可以说是福岛事故“最实质性的受害者”。
目前，世界在建核电机组总共65台，其中中国26台、俄罗斯9台、印度6台、美国5台、韩国4台。而在福岛之后积极发展核电的国家还有英国、南非、波兰、土耳其、芬兰、罗马尼亚、捷克、阿联酋、越南、阿根廷和巴基斯坦等，建设的核电站均为第三代先进机组。
公众面对核能，为何心理格外脆弱？
核事故概率、损失远远小于车祸、矿难等其他事故，为何公众心理面对核能时格外脆弱？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多年前中国工程院在天津举办的第139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我国核能的科学发展”上，包括15位院士在内的业界专家的归纳令人印象深刻。
——核能“原罪”。人类首次利用核能，很不幸地是在战争场合。二战结束前广岛、长崎上空的那两朵蘑菇云所带来世界末日般的巨大伤亡，是所有“核恐惧”的根源。这使核能理所当然地背负了“原罪”，“你可以令人信服地纵谈和平利用核能、人类控制核能的美好前景，但却很难抹平那样惨痛的原始印记”。
——核事故的滞后和扩散效应。尽管核事故死亡人数远少于矿难、车祸，但像切尔诺贝利那样的核事故直接导致了一座中型城市“空城”的灾难，其后果至今尚未处置干净，“这对人们心理的连锁冲击是难以用具体数字形容的”。
——核能的神秘感。核电站区别于常规电站的最大不同，是在“常规岛”前端被称为“核岛”的反应堆，常规岛跟普通电厂一样，所有人一看便知；而核岛因核能的特殊性，反应堆被全部置于严密的安全壳内，外人不得其详。这就使核电蒙上一层神秘面纱，而“神秘的东西容易引发恐惧是人之常情”。
可被知的核安全，是公众的“定心丸”
国内某核电站立项之初，在选址环节，有反核人士向前来沟通的院士质询：“你就一句话告诉我，核电站到底安全不安全？”作为负责任的业内专家，当然不能“一句话”回答，而是严谨地用一堆“多少个ppm”的事故概率来表述其安全指标，结果当然是“你这么大专家都不敢说是安全的，那就一定是不安全的”——很明显地，在这里，此“安全”非彼“安全”。
林诚格和他的同事郝东秦这样看待此事：绝对的、100％的安全是不存在的，“坐公交车安全吗？”要求绝对意义上的安全，等于“幻想一种完全无风险的能源”，“主张一种毫无代价的收益”，这是不现实的。所以，一方面要回归理性，回归常识：所谓安全，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足够大的利益＋可以承受的、可控的风险”，而业界要做的就是“尽可能降低风险”；另一方面，讲究技巧、通俗易懂、无缝对接的沟通也十分必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
面对公众的心理关口，林诚格和郝东秦也时时反省：业界虽然有编得很漂亮的核能科普小册子，有定时不定时的核电站“公众开放日”活动等，但“覆盖面还是不广”，宣讲、沟通“还是不深、不透”。最关键的是，要把业界习以为常的“蛮不讲理”的监管，“不惜代价”的安全设计，无孔不入的核安全文化，“无条件顺从”的安全程序，“严格到苛刻、细化到极致”的安全质量管控等等一切，让公众知晓。仅仅自身做到安全、哪怕是工业领域最高级别的安全是不够的；一个可被知的核安全，才是公众的“定心丸”。
“民间反核”违背事实、夸大数据
包括此次在内，国内核电领域一有新动向，总会引来一些不同声音，影响公众、甚至决策。以往，这些都被概括为“民间反核”。
“‘民间反核’，与大数据分析结果和事实不符”。郝东秦列举国内有核的7个省份，发电量占比分别为：浙江16.7％，广东15.6％，福建15.4％，辽宁8.9％，江苏3.7％，山东和广西新投运。事实是，核电站所在地居民、地方政府没有“恐核”“反核”的；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当地民众对核电的态度，呈越来越放心、亲和的趋势。以国内最早的核电站、已运营25年的秦山为例，所在地海盐已成为有名的“核谐福地”。受此正面效应引导，那些尚未建设的厂址地，普遍都表现出“就盼着你们来”的积极姿态，以最有希望首批获建内陆核电站的湖南桃花江、湖北咸宁、江西彭泽最为典型。
郝东秦和林诚格分析，“反核”倾向不限于中国，世界范围内，“恐核”“反核”跟“挺核”的对立由来已久，历史上仅有的几次核事故无疑推高了“反核”的声音；只不过，“反核”在舆论层面所获的共鸣似乎从未像福岛之后这样明显。但在中外，其实际效果却大相径庭。
林诚格介绍，在美国，“反核”的声音也在福岛之后一度高涨，但由于相关法规体系健全，以美国核管会（NRC）为核心的监管制度有力，政府既定核能政策并没有实质性改变。而在国内，相关法规体系同样健全，监管标准和监管制度亦属最早跟国际接轨，核电规划经无数业内外专家学者反复评估论证后正式发布，却因为舆情而实际“停摆”。他由此提出国家核电政策如何保持相对稳定性的问题——“是举全国之力、上千名业内外专家经十几年反复科学论证的结论可信，还是少数人用违背事实、夸大数据来绑架舆论的说法靠谱？”（本报记者瞿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