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可能一生都不会走进博物馆
对于北京延庆第八中学的闫如玉来说,参观首都博物馆的经历令她印象深刻。在学校的安排下,她和同学集体乘车80多公里来到“城里”,这是郊区寄宿校学生少有的外出机会。闫如玉和她的同学都来自于延庆东部、北部山区。周日到校,周五放学,学期中间很少外出。
“在宏伟的建筑里,我们参观了‘古代玉器艺术精品展’,可能因为名字里有一个‘玉’字吧,我太喜欢这个展览了!观赏了那么多的玉器,白玉、青玉、墨玉、翡翠……在这个非凡的气氛里呆了3小时,感受、品味了许多非凡的东西。我不由得想,为什么古代的中国人就如此伟大?为什么中华民族的文化如此璀璨?”
延庆第八中学德育主任王计林说,这个活动真是让孩子开阔了眼界,弥补了因为家庭、交通不便带来的视野窄、知识面窄的缺憾,增强了自信。“以前也有类似的外出机会,但有的孩子因为怕麻烦、胆小等原因而不愿意报名。现在是全体参加、统一组织,整个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延庆师生走进博物馆,受益于2014年9月启动的北京市中小学生“四个一”活动,其内容包括推动初中学生全面走进三所博物馆。截至记者发稿,已有逾106万人次走进了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主管这项工作的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管理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高付元介绍,目前基本实现了博物馆教育在初中学生当中的“全覆盖”。
“对于农村的孩子,如果没有这样的活动,可能一生都不会走进博物馆”,延庆区社会大课堂办公室主任金英说,对于课外活动资源相对匮乏的郊区学生来说,这项活动提供了雪中送炭的机会。
不光是孩子,连郊区学校的老师们都格外珍视这“免费的午餐”。行前查阅资料,了解博物馆的展品、背景知识；在参观过程中,会配合着讲解,避免学生走马观花；行后有反思,带孩子写体会、设计最佳参观路线……不放过一点学习的机会,老师的视野也跟着逐渐开阔了。
北京地区博物馆资源十分丰富。但场馆教育道路走得并不顺畅。最早引进苏联教育体系,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侧重“革命教育,历史教育”,比如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现合并组建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等,职能比较单一。改革开放以后,各类博物馆或改良或新生,如雨后春笋般涌出。但不同场馆的管理水平和理念差别还是很大,并不能满足青少年各种脑洞大开的需求。
“将孩子带到博物馆是第一步,下一步将考虑如何教他们用好博物馆,自己主动挖掘资源。”高付元对这个还是很有信心的。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第一棒稳稳地跑出去,下一棒的选手开始摩拳擦掌了——
建立人与城之间、城与城之间的真正“连接”
如何活化博物馆资源,让孩子们真正感知到文化的魅力?这是首都博物馆宣教部主任杨丹丹思考了多年的问题。从一名讲解员做起,在博物馆领域工作了30多年的她,一直在探索中国特色的博物馆教育。
“人多,提升快,需求多元,就是我们面临的任务。”她说,现在首都博物馆工作日每天仅接待有组织的学生参观就600多人。所有一线专职讲解员,特别是有5至10年经验的讲解员都用来专门接待学生,才能满足参观需要。常年维持这种任务量,给博物馆的人手、安全管理等各方面的接待能力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个难题,诺丁汉大学博士生导师、著名博物馆设计与展陈企划人王琦介绍了来自英国的经验——课前预备。
英国很多博物馆会专门为不同的年级设计差异性课件,供老师参考,这些课件多是藏宝图一样的形式,让博物馆之旅仿佛一次探险。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官网上,老师还可以通过三维电子展厅地图提前设计好线路。到馆活动时,由学校的老师自主带学生,博物馆就不用把讲解志愿者集中抽调陪“大部队”,从而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化分配。
首都博物馆也已经开始了类似尝试,他们与教育部门合作,开发了专门针对青少年人群的“读城”项目,带领孩子们了解自己的家乡——北京城。
作为“读城”项目的主创人员,杨丹丹对这个展览的定位是“参与”,而不是“参观”。她希望通过这个项目,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北京”这座城市,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记忆。
从策展开始,就广泛征求了参观者的意见,并将这些热心人分成了不同的“智囊团”队伍:中学生社团、老北京团、老师团、家长团。在专业研究人员的带领下,由中学生参与布展。
在《追寻历史上的北京城池》主题展中,所有城墙砖都是孩子们自己制作垒起来的,有的学生还在“纸盒砖”上贴了写有问题或知识点的小纸条。这些城砖版的“漂流瓶”,传播的是希望也是种子。
对于《我心目中的四合院》这一主题的反馈中,项目组收到老中青幼各年龄段智囊团成员的故事,“我们就是这样一点点从受众那里,挖掘出来了四合院的精神。”
其中一段中学生对老奶奶的采访视频令杨丹丹印象深刻。“在我们院,老奶奶就是最值得信任的人。老奶奶不上班,全院人的钥匙都在她家。虽然院里有多个家庭,但却像一家人一样,这就是四合院里的和谐和信任。”后来这段视频就在展厅播放,触动了无数人心灵中最柔软的回忆。
通过不断地探索与尝试,博物馆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要“打破边界,建立连接”是时代的需要。首都博物馆承载着北京三千年建城史的文明精粹,每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人都应该来这里了解这座城市。“我们倡导‘少一些专业术语,多一些观众看得懂的问题’,建立受众与这座城市之间的真正‘连接’。让人们从博物馆里看到的是‘昨天’,却感受到了今天和明天。”说到这,杨丹丹的眼睛在发光。
而除了建立新老北京人和北京城的连接,首博读城还读到了福建、新疆,让全国其他地方的人读北京,再帮当地用这种形式读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城,然后把这些古城的精髓带回北京来读。
跨地域跨时空的连接,让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华夏文明的繁衍就在其中生生不息。
把碎片化的知识,变成学生喜闻乐见的课程
博物馆教育是探索式教育,博物馆提供的展品信息量远远大于一两节课所能承载的信息量,如何把碎片化的知识,内化成为孩子的常识?
北京市东城区的一些学校已经进入“深耕细作”的阶段。从“走马观花”的参观与访问,进入了博物馆学习课程化、系列化的新阶段,为后来者提供了经验借鉴。
几年前,北京史家胡同小学与国家博物馆联手开发了小学博物馆课程,帮助3至6年级学生了解并使用博物馆资源,并出版《写给孩子的传统文化——博悟之旅》《漫步国博》等系列读物。通过“说文解字”“服饰礼仪”“美食美器”等不同专题,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规律规则进行总结,引导学生一点点对历史感兴趣,学会使用博物馆资源,找到自己的兴趣。
史家胡同小学教学主任郭志滨介绍,这套教材由学校老师和国博讲解员一同完成,在馆中进行有针对性的系统学习。
国家博物馆社会宣传教育部主任黄琛介绍,力求通过体验方式,让学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厚重。这套课程提供了一种思路,不仅可以用来参观国博,也可以帮助大家利用当地博物馆资源开发相关的课程。
如何让一所学校的探索,成为惠及更多所学校和全体学生的努力?2017年,北京东城区教育系统打开了校园的围墙,突破了学科的边界,为辖区内17所学校的老师们开启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物馆课程”教师培训项目。
在这个主题为“博学”的培训课程为中,包括以博物馆参观学习、文物古迹实地考察、遗址考古现场观摩为主的“博览”课程；以教师动手体验,实践、操作为主要的技术、技艺学习为主的“博技”课程；以专家学者讲座、讲解为主的专业知识、职业道德等内容为主的“博闻”课程；以提升教师表达和专业素养,培养领袖型教师为主导的“博论”课程。
老师们陆续走入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中国园林博物馆等场所,在实践体验中感受先人的美与智慧,感悟历史文化的鲜活与厚重。并融入到自己的教学当中去。
“与以往的一次性活动不同,现在以课程形式开发资源,形成课堂教学、场馆参观、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生实践课程。”东城区青少年学院院长郭鸿说,2018年,东城区青少年课外活动指导服务中心、青少年社会实践学院面向辖区内的选课学生启动了一批试点课程。
在国家博物馆学习《祖先的餐桌》课程,在自然博物馆学习《生命的印记》课程,在荣宝斋学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木版水印》课程……一系列精心编制的教案与互动方案,让博物馆从简单参观到深度学习迈进了一步。
在业内人士看来,博物馆教育才刚刚从专业视野进入公众的视野。开发博物馆,挖掘博物馆资源,探索适合青少年、教师使用的教材与学习用书,还有漫长的道路和许许多多的工作。
超级连接,从博物馆延伸到无限空间
2015年以来,以博物馆行业首个全国性法规《博物馆条例》的颁布为标志,我国也从政策层面强调了博物馆教育功能的重要作用。不仅意味着要把课堂搬到博物馆里来,还意味着博物馆资源要走到人群中去。
对于生活在海南的中学生来说,能来到北京一睹汉代墓地的机会并不多。2017年,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思源实验学校的历史老师符小慧联系上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希望对方能够为她指导的“汉文化兴趣班”学生社团提供一些帮助。
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大葆台西汉墓的专家尉威为60多名兴趣社团的学生讲述了《竹简的故事》课程。在网络上实时互动的过程中,师生们探讨了竹简这一文化载体,在古代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之后,远隔千里的两地汉文化爱好者通过微信保持联系,持续“隔空对话”。
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副馆长郭力展介绍,近年来通过运用3D扫描技术,对大葆台汉墓遗址进行了数字扫描和高精度三维建模,完成了遗址的数字化工作。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将汉代墓葬“搬”到虚拟空间,拓展参观体验,让博物馆资源以更加生动的方式传播。
在“行走的博物馆”中,工作人员可以把遗址装进口袋去巡展,全面、生动、逼真地展示遗址原貌。通过与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的合作,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与30多所学校建立了深度联系,坚持送文化进校园,开展了虚拟现实体验、竹简体验、考古讲座、文物修复等一系列实践学习活动。
不约而同的是,中国古动物馆也计划依托中科院古脊椎和古人类研究所的资源,以怀柔科学基地为中心,辐射百所学校开展科普教育。他们的“走进百家校园”活动5月18日正式启动。
古动物馆社教部副主任葛旭介绍,馆里正在做的一个VR项目已近收尾,通过移动的“教具”,让远郊县的孩子足不出户就能真实体验兽脚类恐龙演化成鸟类的过程。“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里不是有《飞上蓝天的恐龙》课文吗,这样既可以配合课本教学,又科普古生物知识。”而其他可以“送出去”的VR项目也在紧锣密鼓设计中。
但葛旭特别强调,我们不是“学科”教育,是“科学”教育。要带给孩子的是科学方法、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以及逻辑思维的能力。中国古动物馆的递进式教育已经初见成效——曾在馆里做小讲解员的孩子里,有个叫潘放的小伙子,去美国上大学最后选择的就是古生物专业,现在又开始准备继续攻读古生物方面的研究生。而正在读高二的闫绎纹,已经和馆里的研究人员在实验室工作了,他的梦想也是做一名古生物学家。记者隔着电话,都能感受到葛老师介绍时由衷的自豪和骄傲。播撒的种子逐渐生根、发芽、开花,“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
这些年,在国际学术界,对博物馆教育的看法也已经发生了变化。2012年,英国的惠康基金会提出了关于博物馆内“非正式学习”的研究计划。包括当前博物馆教育的前沿问题:非正式教育与正式教育如何连接；如何评估非正式教育的长期社会效果；如何鼓励弱势人群进入博物馆等。
“博物”的英文原意为natural history,也就是“自然历史”。博物馆展示的是人类文明与自然的奥秘,但同时传递的是人类对于整个宇宙的认识与发现。孩子们来到博物馆,并不是单纯的增长知识,而是去亲身体验科学思想的发展过程,看到科学方法论如何解开一个个谜团。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博物馆教育对于培养未来的各类人才,或者打造一个拥有科学发观的社会氛围,都至关重要。在传统课堂上青少年是没有选择权的,而青少年的思考又具有多样性。博物馆教育的充分应用是赋予青少年更多选择权,个性化的学习因此才有可能实现。
受访业内人士提出,我国博物馆服务于学校教育还处在思想意识转换、服务能力提升的初步阶段；公众也刚突破以往“博物馆和我没关系”的认识。如何推广还要进一步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指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
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人才储备,青少年应在博物馆回溯历史的过程中,深刻领会到中华文化的精髓,激发出内心的自豪感,培养在探究的学习态度。
博物馆肩负展现自然历史的重要责任,但又不只是“古董店”,它是真实的“穿越”,是实物化的“科学殿堂”,是一个“奇境”!（记者赵琬微、李牧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