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太说，师太明朝，要去断命的‘红房子’吃中饭 先要领到断命的就餐券 小毛说，师太要吃西餐，让我先排队。师太说，是呀，乖囡。小毛说，我先跟姆妈讲。张师傅嚓嚓嚓剪头发说，讲什呢讲，做人，就要活络。师太说，可以讲，就讲 ”这是金宇澄2012年出版的小说《繁花》中，身居沪西一处弄堂里的小毛最初出场时的场景。《繁花》通篇以多为三至七言的短句、极具上海韵味和节奏的话本体，铺陈开一幅横跨近四十年、展现市井和世俗百态的沪上“清明上河图”。
满纸沪语是《繁花》最为引人关注的特色。金宇澄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选择方言和话本体叙事，是他为了应对国内长期以来泛滥的译文腔所作的实验，运用方言更能生动展现人的丰富性，表现地域特色。
方言源于古汉语，是在人口由北向南、由东至西屡次迁徙、聚居，行政区划等过程中形成的语言变体。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维系着不同人群的情感寄托和身份标识，是每种地方文化的独有代言和特别载体，也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流变。
中国有着北方官话、晋语、吴语、闽语、赣语、粤语等十大汉语方言，包含97 个方言片，共101 个方言小片。然而，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加剧以及推广普通话等多种因素，方言的影响力和使用范围大不如前，如今，包括吴语、闽语、粤语在内的多种方言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生存危机。
方言是一条流动的小溪
写《繁花》时，金宇澄历经了一段从普通话思维到上海话思维的转变。自1988年进入《上海文学》做编辑来，到《繁花》创作之前，他已有20年左右没有写小说，《繁花》更是首次尝试沪语写作。但适应之后，他却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用“家乡话”写作的自由。从最初写两三个人物间的对话，到小说快终了时，他可以驾驭梅瑞组织的饭局上三十多人的喧哗。
金宇澄将话本体兼具方言叙事的写作称为上帝给他的礼物。在他看来，语言是作品最要紧的要素，方言能赋予作者的创作以独特性。除了阴差阳错用起沪语的偶然性，他同时希望借由沪语写作，给读者展示一个不仅有着“十里洋场”“旗袍”等标签的上海。
《繁花》借由数十位普通人的闲话，描绘出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上海的时局变迁及市场大潮下的物欲横流、活色生香。小说中遍布上海人的常用语，比如，表示闷声不吭的“不响”出现达1500余次。听到邻居蓓蒂、阿婆要变成金鱼时，阿宝“不响”；“文革”期间，阿宝好吃懒做的大伯来蹭饭时，大家“不响”；梅瑞和康总约会时，康总不知如何作答“不响” 为了让非沪语读者读懂《繁花》，金宇澄还将不通文的地方加以修改，并保留彰显上海话独特韵味的表达和词汇，例如，阿宝大伯饥一顿饱一顿，到阿宝家吃饭时狼吞虎咽，阿宝小姨称其为“叫化子吃死蟹，只只鲜”；上海人将“事情”叫做“事体”，将“时候”称为“辰光”，“打毛衣”叫“结绒线”“无中生有、毫无根据的事情”称作“乱话三千”，“呆头呆脑、言行不符合常理”叫“十三点”。非沪语读者能在其方言叙事进入那独特的时空，上海本地读者在读了小说几句后也会自然而然用沪语读起来。
今年75岁的钱乃荣是上海大学教授，曾任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也是知名吴方言研究者、沪语专家。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方言的一大特点就在于描摹事物时有更精准、细致、丰富的表达。例如上海话“穿马路”用“穿”，“穿衣服”用“着”，“船靠岸”用“靠”，“靠着墙”则用“隑(gāi)”，表示“站”用“立”这个字。
在金宇澄看来，方言就像一条快乐的小溪流，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不断演变，生动向前流淌，同时为文学创作者提供源源不断的给养。在金宇澄之前，也不乏用方言叙事获得空前成功的例子，如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张爱玲的《金锁记》中也有不少吴方言。
方言的魅力在各类戏曲、民俗文化间有着更立体的体现。在上海，有着原本被称为“滩簧”的沪剧；在苏州，有评弹、昆曲；绍兴有被誉为“中国第二大剧种”的越剧 像沪剧《雷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黄梅戏《天仙配》等作品，都能通过方言更丰富展现人物个性、地域特色，也为研究者分析不同时代方言发音、词汇变化提供了样本。更根本的，方言是这些剧种能得以传播的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喜剧艺术形式中，方言更具不可替代之功，上海滑稽戏《广东上海话》里，因售货员操一口广东口音的上海话，使得“先生”听起来像“猩猩”，“物事”被听成“木梳”，“触霉头”被听作“吃馒头”，闹出不少笑话。相声大师侯宝林和郭启儒的作品《戏剧与方言》中，对不同方言的不同特色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演绎。在小品等艺术形式中，方言对于迅速刻画人物，将观众带入故事情境中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除了地域特色，从另一个角度说，方言也是记录、表现一个地方不同时代特征的标尺，反映着一个城市的精神特质。方言的强势与否与一地的政治经济地位密切相关。方言是人口迁徙、聚居的产物，以沪语为例，老派的上海话源于南宋时期一个名叫“上海”的聚落形成之时，当时，上海地区方言以松江话为基础。到了清代，由于苏州府的繁荣，包括上海地区在内的整个吴语区受到苏州话的影响；而现代意义的上海话则起源于1843年上海开埠后。因此，上海地区的权威方言可谓“三易其主”。
钱乃荣说，1843年后，涌入上海的外来人口超过80%，其中包括不少江浙一带的移民。此后，苏州话、宁波话等各地方言中的独到表达充实到沪语中。比如说，苏州话的“标致”“一只顶(一级棒)”，苏北话中的“乖乖隆地冬(非常了不起、了不得)”进入了上海话，如今在上海话中最具标志性，代替了“我伲”的“阿拉(我们)”则来自宁波话。而之所以外地方言没有对上海话造成“颠覆性”影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外地人口分批来到上海，五湖四海之间语言的影响相互抵消。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作为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东西方交融也使得大量外来事物进入沪语，例如“电车”“轮船”“火车”“沙发” “马路”“花露水”“黑板”“自来水”“自来火(火柴)”等，这些词汇都是在上海话中首先被创造出来进而吸收进普通话中，并沿用至今。
开埠一百多年来，随着上海的日渐繁盛，上海方言逐步成为和北京话、广州话并列的三大方言之一。改革开放后，上海方言再度迎来快速发展。诞生于股市中的“套牢”“绩优股”“原始股”等词汇最先诞生在上海话中。到1980年代末，上海方言在吴语区保持着着强大的辐射力，在沪宁铁路上，经常可以听到苏州人、无锡人、常州人用上海话交谈。
隶属于吴方言的上海方言还保留着上古汉语中的一些古音、古词、语法。如上古汉语中的“正偏式”构词，在如今的上海话中依然有所体现，如“棒冰”“饼干”“肉松”，上海话中还有古吴语的特征词，如“洗”称为“汏(dà)”“藏”称为“囥(kang)”。
方言连接远古与现实
另一种被称为古汉语活化石的方言是闽南语。和其他几大方言一样，闽南方言同样是不同时代北方中原汉人因避战乱、逃荒等原因向南方迁徙进入闽南地区后逐渐形成，因为在相对闭塞的山川阻隔中偏居一隅，闽南话得以保留了较多古代语言特色。关于闽南话何时形成，业内还没有达成统一意见，但大抵在南北朝时期。到宋朝时，闽南人大举南下，将人口输出到潮汕地区，闽南人的迁徙路线还呈现出鲜明的沿着海岸线特色，从粤东沿海的海陆丰、粤西的茂名、湛江等地，到海南岛的东海岸，再到踏上与福建一海之隔的台湾岛。清朝时，“迁界禁海”政策又使得闽南人进入温州平阳、苍南，台州等地。在福建，比起分布在福州等地的闽东方言、闽北方言，分布在厦门、泉州等地的闽南话更为强势。
生于1954年的王建设是泉州人，曾担任华侨大学文学院院长，主要研究古代汉语与闽南方言，1970年代初师专毕业后，被分配到泉州幼师当老师。1980年，在去北京参加教育部举办的首届中央普通话进修班时，王建设接触到方言相关课程，产生了兴趣。1985年，考上厦门大学古代汉语学硕士后，著名语言学家、导师黄典诚对他说，《世说新语》中的“许”可表示远的指代词“那”，与今泉州话用法相同，建议他研究该书词汇。
在《世说新语》中，王建设发现一片闽南语独有的、连接古远与现实的天地：书中的人称代词“我”“汝”“伊”在闽南话沿用至今，“阿瓜”“阿龙”“阿兄”这样盛行于汉魏六朝的称呼语在闽南语中仍在通行，和上海话一样，闽南语中还保留着“鸡母(母鸡)”“人客(客人)”“历日(日历)”这样在古汉语中常见的构词形式，“未”和“无”与古汉语的用法也很接近。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台湾曾风靡一时的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名字《酒干倘卖无》就是一句闽南语，“无”放在句末，表示询问语气，意为“有酒瓶子可卖吗？”通过对《世说新语》的研究，王建设最终完成了10万字的硕士毕业论文《世说新语泉州话证》。
除了保留古词，闽南语还留存着上古、中古时期的古音。王建设解释说，闽南话存在着大量文白异读的现象，即闽南话中一个字既有口语读音，又有作为书面语时的发音，这就类似北京话中的“剥”既可以读“剥(bāo)皮”，又读“剥(bō)削”。闽南话中白读音可追溯到3000年前的先秦，象征着古老，而文读音有着晋唐遗响，听起来文雅。
在闽南语中，“陈”字既有文读音(dín)，又有白读音(dán)，读“陈皮”时，要用文读音，当读“陈圆圆”这个名字时，姓要用白读，名要用文读，读作[dán uán uán](音似“dán完完”)，如果“圆圆”用白读，则读作[in](似“银”的发音)，则有表示这个人圆滚滚的意味。黄典诚还曾写过一篇《晋唐古语在泉州》的文章，文中称，如果依照文读音，当今的泉州人可以和李白、杜甫这样的古之圣贤一起吟诗作对。闽南文化中的南音、梨园戏能让人感受到源于唐宋时期的唱腔曲调。
方言的一大特征是随着人口迁徙，得以形成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口音并保留不同历史阶段的古音。比如说，南宋时大量移民进入岭南，形成了粤语区，并在之后因与中原阻隔，很少遭受战乱影响，因而粤语保留了一些中古汉语的遗音，而在读一些押入声韵的诗词时，粤语的韵脚几乎完美。像上海话一样，闽南语和粤语也都有向外来语借词传统，比如说“锦(game，量词，局)”“斐叟(whistle，哨子)”“巴士”等。
方言能力缺失的背后
金宇澄写《繁花》时，直到写了将十万字后，才慢慢跳出几十年来早已习惯的普通话思维。在他看来，普通话的字词是要进入字典的，因此有其稳定性，而方言是不断变化的，这也为文学的丰富性提供了可能性。繁花的《后记》中，他写了这么一句话：当代书面语的波长，缺少“调性”，如能到传统里找寻力量，瞬息间，就有“闪耀的韵致”。他认为，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运用的普通话更接近于一种“人造”的语言，缺少传统文化的根基，这也使得如今很难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样产生意蕴丰厚的作品和风格独到的大家。
1956年起推行的以北京话为底本的普通话无疑对破解基本交际障碍、促进人员流动、加速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对方言的发展产生着冲击，学校成为推普的重要阵地。
在钱乃荣印象中，1970年代，普通话在上海已快速普及。他的女儿是1976年生人，在学校上课时讲普通话，课外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两种语言都能讲得很标准。但这种普通话和方言和谐共处的局面在上海只持续到1980年代末。1992年起，上海市硬性规定所有中小学生课下不允许讲上海话。一些上海话主持的电台、电视节目被要求停掉，上海话的传承出现危机。
这一规定在上海实行长达十余年之久，钱乃荣说，这造成了1985年及以后出生的孩子在小学入学后没有学习和运用上海话的环境，同龄人之间难以用上海话交流。到2000年，钱乃荣在上海大学开设一门《上海方言和民俗文化课》的全校选修课，每次期末考试都有一道写出上海新流行语的题目。最初几年，有学生一张考卷上能写出80多个，比如说2000年初在上海流行的“有腔调”、“粢饭糕(借指又痴又烦又搞，作的女生)”“少女系男生”等。钱乃荣还将这些流行语结集出版成《上海话新流行语2500条》。但到了2004年左右，考卷上只能是钱乃荣举例，学生来解释，让学生自己写则一个都写不出，“这意味着从85后的孩子开始，上海话传承出现了断层”。
根据上海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上海市中小学生成长情况最新调查报告》，通过对该市7所学校21个小学班级、24个初中班级中小学生的调查，上海本地学生中只有60%左右能完全听懂和基本会说上海话。在苏州担任幼师的陆英在2008~2009年对2000多名5~13岁苏州儿童开展调查，祖辈、中间辈、小孩辈三代人家庭中能熟练、较自然使用吴语的百分比为：96%、92.8%、65.6%，方言掌握度在小孩辈和中间辈之间大幅下滑。按照联合国濒危语言评估指标，代际传承脱节及断裂是语言濒危的明确信号。
即便没有强制性的干预，人们使用方言的场合也已越来越少。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莉宁是广西南宁人，是一名80后。自小在学校乃至和父母交谈的场合中，她都更倾向于说一口并不算标准、带有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只有在社区和小伙伴玩耍时，她才会考虑说和广州话接近，被称为“南宁白话”的当地粤方言。
这样的现象在各地蔓延和延续。泉州师范学院教授陈燕玲等2010~2011年曾对泉州城乡中小学生使用方言情况做过调查，城市学生中使用方言为主的占比仅为24%，而以使用普通话为主占比高达76%；同龄人交谈用方言的城市学生只有9%，两者兼用的只有5%，86%的人只用普通话交际。王莉宁将这视为人群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即往更大的地方去，说更大区域的通用语言。王莉宁说，现在在南宁生活的中产阶级父母，也很少再用家乡话去教自己的下一代，在更大的城市更是如此，这样迭代式的变化意味着方言在下一代传承过程中直接消失。王莉宁说，方言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剧变才是目前方言学家最担心的现象，这意味着连抢救、记录的时间都没有。
侵袭弱势方言的主体不仅是普通话。在方言形成过程中，说A方言的人群进入B方言人群的领地聚居，进而被使用B方言人群包围起来，这样的语言生态称为方言岛。
2016年，王莉宁带领学生对浙江金华婺城区塔石乡金牛山村的客家话开展调查，调查者要优先寻找60岁以上、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下的男性发音人，通过中古时期流传下来的韵书判断其发音后，再用国际音标将发音记录下来。选择这类发音人的原因在于其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语音较纯正，受普通话影响较少，男性则意味着多为当地出生且长期未离开当地。金牛山村的客家人自先祖起从福建上杭一代迁来，在籍人口118人，常住人口仅20人左右，中老年为主，他们目前的社会交际用语已逐渐转向了周边的吴语，孙辈随父母在金华居住，从小习得普通话，甚至连当地的金华话也不会说。
2018年底，王莉宁还曾和导师、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曹志耘带学生前往塔石乡另一处方言岛——大坑畲话方言岛开展调查。畲话是一种畲族使用的汉语方言，大坑(行政村)有大坑口、蒙坑口两个自然村，从广东、福建一带迁徙而来，至今约有14代人，居民现有140多人，25岁以下的畲族人基本已不会讲畲话。现居住在村子里的畲族人，即使会讲畲话，日常交流也往往优先用当地吴语而不使用畲话。在调查空隙，王莉宁等到蒙坑口村走访，看到村子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两户人家里还有老人居住。而这样一个村子只有老人和狗的农村空心化现象，在王莉宁的调查中颇为常见。
年轻人对方言词汇的知晓、应用能力也在衰退。2009年，王建设到泉州石狮市调查，发现90后年轻人对于许多地道的闽南语词汇只会用普通话的词语直译，比如“军蚁”讲成“蚂蚁”，“虼蚤”说成“跳蚤”，“火萤”念做“萤火虫”。至于读音，1995年~2015年给本科生上课期间，王建设曾多次请本地学生用泉州话的文读音诵读李白的诗句“床前明月光”，没有一个同学能完全正确地读出来，能够读准3个字的也很少见。受普通话影响，年轻人经常直译普通话词汇发音，比如说将“车祸”读成“车货”，“繁殖”读成“繁直”(泉州话二者不同音，且“繁直”不构成词语)。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这是因为很多方言母语人丧失了将共同语词汇与本方言词语建立语音对应关系的能力，丧失了将共同语句式折合成方言表达式的能力。比如说，用上海话读“上海人”一词，很多人要将其写成“上海宁”才能发音。
相较吴语、闽南语面临的危机，粤语在人们的印象中一直处于强势。在成长过程中，由于受到港台音乐、热门影视剧等流行文化的影响，相比家乡的“南宁白话”，王莉宁一直对以广州话为代表的粤语保有着“推崇”，而她还一度认为自己的家乡话并不是一个令人值得骄傲的语言变体，对南宁白话维持着“比较自卑、私密、随意”的态度。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广东项目首席专家、现任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教授的庄初升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粤语的强势实际上指的是狭义上广州话的强势。原因一方面在于广州开放、包容的文化，当地人对于本土文化又有一种强烈的心理认同，“不觉得土”。广州曾在清朝时独口通商，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后，大量以广州为中心珠江三角洲的广府人迁往香港，其中不乏商人和知识分子等上流社会人物，使得以广州话为标准的粤方言很快成为香港市区的通用语。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外来人口到广州务工，蓬勃发展的经济又使得粤语成为当地权威语言，粤语还有着可以书写的文字。与此同时，香港繁荣的流行文化输往内地，粤语在民众间产生巨大影响。但近些年，年轻人不会说广州话的现象也开始引发关注。
王莉宁说，如果现在从几种较大门类方言的使用人口来看，似乎都是安全的，但具体到某一方言门类下细分的小方言，就可能处于濒危状态。庄初升举例称，东莞的粤方言就处于急剧消失的状态，“南宁白话”也在被更强势的广州话替代，还有更小众的方言，如广东北部的“粤北土话”，珠江三角洲的“疍家话”，海南东南部的儋州话等都挣扎在生死的存亡线上。
保护好我们的语音“身份证”
2015年，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启动，这是一项涵盖1700多个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点，上千个汉语方言点的语料收集项目。在王莉宁看来，2015年是方言文化传承保护的重要节点，这是全国范围内时隔60年再次开展对于语言资源现状的大摸底，目标指向却与60年前为推广普通话而开展的调查大为不同。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到“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
在全国行动开展前，各地已在探索方言保护。2007年，闽南设立国内首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同年泉州电视台闽南语频道正式开播。2011年8月，苏州率先在5条旅游公交线上加入苏州话报站，成为江南一带首批加入方言报站的大城市。在上海，《新民晚报》自2010年起推出《上海闲话》专版，2014年，上海试点20家幼儿园在课间使用上海话交流，过去几年里，上海还举办了全市的少年儿童沪语比赛，今年6月，一档名为《沪语人气王》的方言选秀节目登陆了上海都市频道。
钱乃荣坦言，过去十年来，通过各种活动的造势，营造出了学说上海话的氛围，使得很多家长的态度得以转变，但上海年轻人会说上海话的现状基本没有改善。
参与沪语比赛的选手将一首“笃笃笃，卖糖粥(注：上海小吃红豆粥)”的歌谣从幼儿园唱到了初中。“参赛节目都是排演好的，来来回回就是几个人表演，”钱乃荣说，“我忍不住问一个孩子‘糖粥’是啥，孩子不知道。如果再问问他刚才表演的‘三斤胡桃四斤壳，吃侬肉，还侬壳’到底是在说什么，孩子十有八九答不上来。”
钱乃荣还婉拒了母校向明中学高中部请他去上方言课的邀请，在他看来，“教而不讲等于不教”，课后又变成了讲普通话。钱乃荣认为，学习方言最重要的是营造同龄人之间讲方言的环境，使彼此在交际过程中增加词汇和语言运用熟练度，关键是要允许更大范围内幼儿园、中小学的学生课下讲上海话。
广州有着很好的年轻人普通话、粤语“双语”习得的经验，庄初升说，当地父母都会在孩子小时候教孩子学粤语，等到幼儿园、学校里时，孩子再学说普通话，而学校里又没有课下不能说粤语的规定，这使得小孩子有了课下运用方言的空间。
方言的代际传承也是王建设面临的难题。他主持的《我爱闽南语》原本是要面向年轻人、小孩子，但他在外出时，经常碰到的是五六十岁阿姨阿伯级别的“粉丝”。他坦言，在现在有着丰富选择和普通话基本普及的大背景下，这样的节目“年轻人不爱看”。
2019年6月，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一期工程结束，工程标志性成果《中国濒危语言志》正式出版。作为该工程的组织实施单位，王莉宁和团队在思考着如何将采集到的数据资源在中国语言资源采录展示平台上予以呈现，才能吸引更多年轻人，这也是语保二期工程要做的事情。
2016年，湖南卫视节目主持人汪涵找到王莉宁团队，希望其能为新推出的方言歌曲唱作节目《十三亿分贝》提供学术支持。这档节目唤起了不少年轻人对于方言的兴趣。在广东雷州足荣村，过去几年里，节目主持人汪涵、崔永元等还发起了国内首个方言电影节，每年有500部到800部电影投稿，组委会从中选出五六十部获奖电影，电影节的设立是为了吸引青年导演参与，王莉宁团队同样给予学术上的支持和引导。
在庄初升看来，对于方言的保护，要分类处之。一些使用人口只有三四百人的方言，终归要消失，“大江东去，无可奈何”，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声音、影像等手段给其拍张“遗照”，留存下来，以供研究，而对于一些相对更加强势的语言，如闽南方言、上海话、粤语等要不遗余力地传承保护。
王建设解释说，保护传承方言并不是推广方言，并不意味着让每个人都说一口标准地道的方言，这既做不到，也没有必要，其中关键在于方言不被歧视，有其生存的空间。未来应做到“多语分用”，在私人和非正式场合中，可以运用方言，正式场合说普通话。
钱乃荣分析说，方言的语言和词汇随着时间不断变化，是其自然规律，将近170年里，上海话的韵母从1853年的63个合并成现今新派语音的32个，声调也从8个合并成5个，减少将近一半。语言的发展要顺其自然，不要指望着将其拉回古旧的原貌。语言使用有着清楚、经济两个原则，如今上海话一些词汇语音的合并已跑到普通话前面，例如煮饭的“锅子”跟吃的“瓜子”在上海话中同音。
方言能保护到什么程度，王莉宁心里并没有答案。但她经常和学生说，“也许你今天没有意识到你的家乡话是一种资源，它很宝贵，但是我们可以想，如果我们今天能听到诸葛亮的声音、秦始皇的声音、唐明皇的声音，那将是多么震撼的一种历史场面？”“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也许就是为了1000年、2000年以后，人们能感受到震撼，做一些积累。”
投身语言研究工作后，王莉宁对自己的家乡话逐渐有着更大的认同。“广西南宁最显著的标识，你可能说是老友粉、酸木瓜、各种煲汤。但今天通过发达的物流，这些物件各地人都可以获得，最后唯独与众不同的是南宁白话，它和广州话再接近，也彼此无法替代，当我们的孩子都在慢慢说一口标准普通话的时候，南宁这个城市就会跟中国版图上的所有城市一样，会失去本身最具特色的一种文化标识。”在王莉宁眼中，方言是“一个区域和在这个区域生活的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声音的身份证”，“如果我们丢了这个身份证，结果会怎样？”
(本文参考书目包括《<繁花>语言札记》《上海方言》《方言与中国文化》《轩辕使者：语言学家的田野故事》《南腔北调：在语言中重新发现中国》。特别感谢郑子宁与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汪平给予的帮助)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24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