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标题：不解文本，如何著史——西方著名汉学家的误读
研究历史，文本为要；读懂文本，才会有正确的研究成果。中外文字之间的鸿沟较大，学习不易。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大多进研究所后才学中文，已经错过学习外语的最佳岁月，以至于往往一知半解，对晚清之前所用的古文，尤有扞格。当今西方汉学家几乎已无人能用汉文著书立说，且他们也无此需要，因英文已成学术霸权语言，用他们自己的文字写，似更有权威。但用外文写中国历史，至少要读懂中文史料吧！
令我最意外、最始料不及的是，我发现享有盛名的耶鲁大学教授、曾任全美历史学会会长的史景迁，居然犯有离谱的误读。他著作宏富，英文写得非常漂亮，得到西方读者的激赏，我读之也往往爱不释手。不料当我读到他研究张岱的专著时，居然发现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谬误。这些谬误，西方读者因不能复按原文，无法知晓；中文译本读者也不易察觉，因译者已复原史料原文，也不会发现误读与误解。我偶尔中英本对照阅读，才发现他完全不解中文典故。如张岱说：“非颊上三毫，则睛中一画”，是画龙点睛的典故。顾恺之为裴楷画像，在裴颊上加三毛，看到的人立刻说：“神明殊胜”，所以张岱是在比喻如何使文章传神。史景迁竟然曲解为不伦不类的：“若不在脸上加上三根好毛，则在眼睛上轻轻一点，就够了。”张岱论史，认为“盖传神正在阿堵耳”。“阿堵”是晋代俗话，意谓“这个”或“这里”。大画家顾恺之绘像，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答曰：“传神写照，在阿堵中。”张岱用此典作为比喻，认为写历史也要能画龙点睛，才能拾遗补阙，增加文字感染力。史景迁不解典故，只好胡说：“传神写照要能确认明显的性格。”古典也许对他太难，但有些简易的词汇与句子，他都读不懂。如张岱形容“仕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史景迁将“仕女”解作“年轻男女”，竟不知“仕女”就是女士，男性无与也。至于史景迁将仕女们“星星自散”，说成是“天上的星星散去了”，更是闹了大笑话。他不知道西湖的岳王坟，误认为是“古代越王们的墓”。他也不知朱熹有百余卷之多的《通鉴纲目》这部书，说是“朱熹历史文摘中所列举的百余种书目”。我们都知道，莫逆之交，所谓“皆敬礼先子，称莫逆”，难以相信史景迁会将“莫逆”误读为“平定叛逆”。因不知“杖履”一般是敬老语，他把张岱的族祖追陪张岱的祖父的所谓“杖履追陪”说成“他（族祖）拿起拐杖，穿上鞋子，随他（祖父）而去”。张岱自嘲“书蠹诗魔”，指自己爱诗着魔，史景迁居然说是“书使他中毒，诗使他迷惑”，非常离谱。张岱从传教士利玛窦处得知，“其俗，凡读书学道者不娶”，所谓“读书学道者”，就是指像利玛窦那样的天主教神父，他们不能娶，史景迁毫不思索就说：“按照他们的习俗，凡读书人皆不娶”，在中国虽有读书学道者不娶之例，如何可能“凡读书人皆不娶”。很普通的成语如“首鼠两端”，他竟会理解为“平衡强烈的意见”。他连“卜居”“夏楚”“仲叔”等我们习知的名词也茫然无知。这些错误不可能是偶然的失察，而是由于阅读古文能力的不足。读书须先读懂文本，读不懂又如何著史？
（作者为著名文史学者。欲了解作者更多观点，请参阅《国际汉学》期刊《海外中国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问题》一文）
研究历史，文本为要；读懂文本，才会有正确的研究成果。中外文字之间的鸿沟较大，学习不易。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大多进研究所后才学中文，已经错过学习外语的最佳岁月，以至于往往一知半解，对晚清之前所用的古文，尤有扞格。当今西方汉学家几乎已无人能用汉文著书立说，且他们也无此需要，因英文已成学术霸权语言，用他们自己的文字写，似更有权威。但用外文写中国历史，至少要读懂中文史料吧！
令我最意外、最始料不及的是，我发现享有盛名的耶鲁大学教授、曾任全美历史学会会长的史景迁，居然犯有离谱的误读。他著作宏富，英文写得非常漂亮，得到西方读者的激赏，我读之也往往爱不释手。不料当我读到他研究张岱的专著时，居然发现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谬误。这些谬误，西方读者因不能复按原文，无法知晓；中文译本读者也不易察觉，因译者已复原史料原文，也不会发现误读与误解。我偶尔中英本对照阅读，才发现他完全不解中文典故。如张岱说：“非颊上三毫，则睛中一画”，是画龙点睛的典故。顾恺之为裴楷画像，在裴颊上加三毛，看到的人立刻说：“神明殊胜”，所以张岱是在比喻如何使文章传神。史景迁竟然曲解为不伦不类的：“若不在脸上加上三根好毛，则在眼睛上轻轻一点，就够了。”张岱论史，认为“盖传神正在阿堵耳”。“阿堵”是晋代俗话，意谓“这个”或“这里”。大画家顾恺之绘像，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答曰：“传神写照，在阿堵中。”张岱用此典作为比喻，认为写历史也要能画龙点睛，才能拾遗补阙，增加文字感染力。史景迁不解典故，只好胡说：“传神写照要能确认明显的性格。”古典也许对他太难，但有些简易的词汇与句子，他都读不懂。如张岱形容“仕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史景迁将“仕女”解作“年轻男女”，竟不知“仕女”就是女士，男性无与也。至于史景迁将仕女们“星星自散”，说成是“天上的星星散去了”，更是闹了大笑话。他不知道西湖的岳王坟，误认为是“古代越王们的墓”。他也不知朱熹有百余卷之多的《通鉴纲目》这部书，说是“朱熹历史文摘中所列举的百余种书目”。我们都知道，莫逆之交，所谓“皆敬礼先子，称莫逆”，难以相信史景迁会将“莫逆”误读为“平定叛逆”。因不知“杖履”一般是敬老语，他把张岱的族祖追陪张岱的祖父的所谓“杖履追陪”说成“他（族祖）拿起拐杖，穿上鞋子，随他（祖父）而去”。张岱自嘲“书蠹诗魔”，指自己爱诗着魔，史景迁居然说是“书使他中毒，诗使他迷惑”，非常离谱。张岱从传教士利玛窦处得知，“其俗，凡读书学道者不娶”，所谓“读书学道者”，就是指像利玛窦那样的天主教神父，他们不能娶，史景迁毫不思索就说：“按照他们的习俗，凡读书人皆不娶”，在中国虽有读书学道者不娶之例，如何可能“凡读书人皆不娶”。很普通的成语如“首鼠两端”，他竟会理解为“平衡强烈的意见”。他连“卜居”“夏楚”“仲叔”等我们习知的名词也茫然无知。这些错误不可能是偶然的失察，而是由于阅读古文能力的不足。读书须先读懂文本，读不懂又如何著史？
（作者为著名文史学者。欲了解作者更多观点，请参阅《国际汉学》期刊《海外中国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问题》一文）
（汪荣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