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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解文本,如何著史——西方著名汉学家的误读

来源: 北京日报
2020-10-19 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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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标题:不解文本,如何著史——西方著名汉学家的误读

研究历史,文本为要;读懂文本,才会有正确的研究成果。中外文字之间的鸿沟较大,学习不易。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大多进研究所后才学中文,已经错过学习外语的最佳岁月,以至于往往一知半解,对晚清之前所用的古文,尤有扞格。当今西方汉学家几乎已无人能用汉文著书立说,且他们也无此需要,因英文已成学术霸权语言,用他们自己的文字写,似更有权威。但用外文写中国历史,至少要读懂中文史料吧!

令我最意外、最始料不及的是,我发现享有盛名的耶鲁大学教授、曾任全美历史学会会长的史景迁,居然犯有离谱的误读。他著作宏富,英文写得非常漂亮,得到西方读者的激赏,我读之也往往爱不释手。不料当我读到他研究张岱的专著时,居然发现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谬误。这些谬误,西方读者因不能复按原文,无法知晓;中文译本读者也不易察觉,因译者已复原史料原文,也不会发现误读与误解。我偶尔中英本对照阅读,才发现他完全不解中文典故。如张岱说:“非颊上三毫,则睛中一画”,是画龙点睛的典故。顾恺之为裴楷画像,在裴颊上加三毛,看到的人立刻说:“神明殊胜”,所以张岱是在比喻如何使文章传神。史景迁竟然曲解为不伦不类的:“若不在脸上加上三根好毛,则在眼睛上轻轻一点,就够了。”张岱论史,认为“盖传神正在阿堵耳”。“阿堵”是晋代俗话,意谓“这个”或“这里”。大画家顾恺之绘像,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答曰:“传神写照,在阿堵中。”张岱用此典作为比喻,认为写历史也要能画龙点睛,才能拾遗补阙,增加文字感染力。史景迁不解典故,只好胡说:“传神写照要能确认明显的性格。”古典也许对他太难,但有些简易的词汇与句子,他都读不懂。如张岱形容“仕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史景迁将“仕女”解作“年轻男女”,竟不知“仕女”就是女士,男性无与也。至于史景迁将仕女们“星星自散”,说成是“天上的星星散去了”,更是闹了大笑话。他不知道西湖的岳王坟,误认为是“古代越王们的墓”。他也不知朱熹有百余卷之多的《通鉴纲目》这部书,说是“朱熹历史文摘中所列举的百余种书目”。我们都知道,莫逆之交,所谓“皆敬礼先子,称莫逆”,难以相信史景迁会将“莫逆”误读为“平定叛逆”。因不知“杖履”一般是敬老语,他把张岱的族祖追陪张岱的祖父的所谓“杖履追陪”说成“他(族祖)拿起拐杖,穿上鞋子,随他(祖父)而去”。张岱自嘲“书蠹诗魔”,指自己爱诗着魔,史景迁居然说是“书使他中毒,诗使他迷惑”,非常离谱。张岱从传教士利玛窦处得知,“其俗,凡读书学道者不娶”,所谓“读书学道者”,就是指像利玛窦那样的天主教神父,他们不能娶,史景迁毫不思索就说:“按照他们的习俗,凡读书人皆不娶”,在中国虽有读书学道者不娶之例,如何可能“凡读书人皆不娶”。很普通的成语如“首鼠两端”,他竟会理解为“平衡强烈的意见”。他连“卜居”“夏楚”“仲叔”等我们习知的名词也茫然无知。这些错误不可能是偶然的失察,而是由于阅读古文能力的不足。读书须先读懂文本,读不懂又如何著史?

(作者为著名文史学者。欲了解作者更多观点,请参阅《国际汉学》期刊《海外中国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问题》一文)

研究历史,文本为要;读懂文本,才会有正确的研究成果。中外文字之间的鸿沟较大,学习不易。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大多进研究所后才学中文,已经错过学习外语的最佳岁月,以至于往往一知半解,对晚清之前所用的古文,尤有扞格。当今西方汉学家几乎已无人能用汉文著书立说,且他们也无此需要,因英文已成学术霸权语言,用他们自己的文字写,似更有权威。但用外文写中国历史,至少要读懂中文史料吧!

令我最意外、最始料不及的是,我发现享有盛名的耶鲁大学教授、曾任全美历史学会会长的史景迁,居然犯有离谱的误读。他著作宏富,英文写得非常漂亮,得到西方读者的激赏,我读之也往往爱不释手。不料当我读到他研究张岱的专著时,居然发现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谬误。这些谬误,西方读者因不能复按原文,无法知晓;中文译本读者也不易察觉,因译者已复原史料原文,也不会发现误读与误解。我偶尔中英本对照阅读,才发现他完全不解中文典故。如张岱说:“非颊上三毫,则睛中一画”,是画龙点睛的典故。顾恺之为裴楷画像,在裴颊上加三毛,看到的人立刻说:“神明殊胜”,所以张岱是在比喻如何使文章传神。史景迁竟然曲解为不伦不类的:“若不在脸上加上三根好毛,则在眼睛上轻轻一点,就够了。”张岱论史,认为“盖传神正在阿堵耳”。“阿堵”是晋代俗话,意谓“这个”或“这里”。大画家顾恺之绘像,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答曰:“传神写照,在阿堵中。”张岱用此典作为比喻,认为写历史也要能画龙点睛,才能拾遗补阙,增加文字感染力。史景迁不解典故,只好胡说:“传神写照要能确认明显的性格。”古典也许对他太难,但有些简易的词汇与句子,他都读不懂。如张岱形容“仕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史景迁将“仕女”解作“年轻男女”,竟不知“仕女”就是女士,男性无与也。至于史景迁将仕女们“星星自散”,说成是“天上的星星散去了”,更是闹了大笑话。他不知道西湖的岳王坟,误认为是“古代越王们的墓”。他也不知朱熹有百余卷之多的《通鉴纲目》这部书,说是“朱熹历史文摘中所列举的百余种书目”。我们都知道,莫逆之交,所谓“皆敬礼先子,称莫逆”,难以相信史景迁会将“莫逆”误读为“平定叛逆”。因不知“杖履”一般是敬老语,他把张岱的族祖追陪张岱的祖父的所谓“杖履追陪”说成“他(族祖)拿起拐杖,穿上鞋子,随他(祖父)而去”。张岱自嘲“书蠹诗魔”,指自己爱诗着魔,史景迁居然说是“书使他中毒,诗使他迷惑”,非常离谱。张岱从传教士利玛窦处得知,“其俗,凡读书学道者不娶”,所谓“读书学道者”,就是指像利玛窦那样的天主教神父,他们不能娶,史景迁毫不思索就说:“按照他们的习俗,凡读书人皆不娶”,在中国虽有读书学道者不娶之例,如何可能“凡读书人皆不娶”。很普通的成语如“首鼠两端”,他竟会理解为“平衡强烈的意见”。他连“卜居”“夏楚”“仲叔”等我们习知的名词也茫然无知。这些错误不可能是偶然的失察,而是由于阅读古文能力的不足。读书须先读懂文本,读不懂又如何著史?

(作者为著名文史学者。欲了解作者更多观点,请参阅《国际汉学》期刊《海外中国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问题》一文)

【责任编辑:曹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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