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时尚女魔头们正在将互联网行业视为新的出路。
经典电影《穿Prada的女魔头》中描绘的时尚主编曾一度是时尚行业的天花板，但如今越来越多年轻时尚编辑不再向往主编职位，而是将编辑工作视为一块垫脚石。
今年六月，康泰纳仕的两位主编，美妆月刊《Allure》主编Michelle Lee和《Them》的主编Whembley Sewell分别宣布他们将离开康泰纳仕，前往洛杉矶加入“美国版爱奇艺”Netflix的编辑和出版团队。
他们壮大了近期传统时尚媒体行业的离职队伍。此前，《Marie Claire》主编Aya Kana宣布前往Pinterest工作，《Vogue》创意总监Sally Singer也在Amazon找到了新的职位，《Teen Vogue》和《Allure》的时尚总监Rajni Jacques加入了Snapchat，《Self》主编Carolyn Kylstr转战Google，《Elle》加拿大版的主编Vanessa Craft也已前往TikTok内容团队。
顶尖编辑离开媒体行业并不是新风潮，只不过如今他们瞄准的不再是品牌中的内容传播部门，而是正处于朝阳时期的互联网科技行业。
这个趋势始于2015年。彼时担任《Lucky》主编的Eva Chen离开杂志社，加入Instagram担任时尚和美容板块的合伙人。她的此番选择不但迅速加快了Instagram作为一个互联网公司与时尚行业的关联，更是吹响了互联网科技行业抢夺时尚顶尖人才的号角。
然而在这场争夺战中，面对已经拥有大量资源和时尚野心的科技平台们，媒体行业似乎正将人才拱手相让。
在仅仅不到十年间，时尚行业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媒体出版行业至今仍难适应数字世界，找到其新的商业模式。如此情况下，大量裁员是不可避免的。
以出版巨头康泰纳仕为例，从2018年至今，其都现在无尽的重组和动荡之中，为了削减成本、打破内部壁垒、整合资源、提升效率以顺应全球化的发展，康泰纳仕将负责美国业务的康泰纳仕与英国的康泰纳仕国际进行合并。
疫情后纸媒陷落大趋势下集团的业绩危机更是不断加重，集团从去年年底开启的频繁高管人事调动多次引发业界争议。
供职16年的中国版编辑总监Angelica Cheung张宇离职，随后宣布加入红杉资本成为行业变革的推手。
其他包括康泰纳仕中国总裁Sophia Liao，《Vogue》德国版负责人Christiane Arp、《Vogue》西班牙版负责人Eugenia de la Torriente，康泰纳仕意大利公司首席执行官Fedele Usai，《Vogue》法国版编辑总监Emmanuelle Alt、《Vogue》印度版编辑总监Priya Tanna、《Vogue》日本版编辑总监渡边三津子、英国版GQ编辑总监Dylan Jones、法国版《GQ》编辑总监Olivier Lalanne和法国版《名利场》编辑总监Joseph Ghosn在内的一众高管，都在短短半年左右的时间确定离职。
在这场高层洗牌中，少数人的权力变得更大了。 集团最有权势的非洲裔编辑、《Vogue》英国版编辑总监Edward Enninful被升任为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版的负责人。
罕见被提拔的除了Edward Enninful，还有集团艺术总监Anna Wintour。即使已经权倾朝野，Anna Wintour去年底仍被集团继续升任为首席内容官和全球编辑总监，同时继续负责《Vogue》的相关业务。这意味着，Anna Wintour将对康泰纳仕全球30多个市场的出版物拥有最终话语权。
然而Roger Lynch如此大费周章收拢权力，却迟迟没有直接反应在康泰纳仕的业绩改善上。
此外，接替张宇成为《Vogue》中国版新主编Margaret Zhang曾经时尚博主的身份也预示着集团如今对于新媒体的重视，但似乎已为时过晚。
所有人都能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传统媒体改变之缓慢。
因此，对于离开的人而言，相较于谨慎、保守、有天花板且前景不明的杂志主编岗位，开放、有潜力并具有挑战性的互联网科技行业无疑更令人心神向往，更何况在社交媒体上的内容如今已经开始影响着传统媒体制作者的业绩指标。
《Marie Claire》前主编Aya Kana坦言：“从一个内容创作者到一个内容生态系统制造方的转变是真正令人兴奋的地方。”
互联网科技巨头们也并没有让这些从时尚行业投身于此的人失望，其在时尚领域的话语权正越来越响，甚至超过了曾站在塔尖的传统纸媒。长久以来，人们将互联网平台当做内容传播的介质，但是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的是，无论是社交媒体还是流媒体平台，如今已经反过来影响着内容的制作。
疫情更是加速了这一趋势，于去年年底在Netflix平台热播的电视剧《后翼弃兵》和《王冠》证实了如今互联网流媒体平台对时尚市场的影响，即使二者的类型并不是时装剧。
研究平台Stylight指出，由于七集迷你剧《后翼弃兵》的女主角Beth Harmon最后一场戏中穿了一件白色大衣，随后“白色羊毛大衣”的点击量便暴涨131%，高领毛衣则上升了近57%。与剧集上映前一个月相比分别增加了383%和131%，高领毛衣点击量也增长了约57%。
而在第四季《王冠》中戴安娜王妃的相关单品点击量也在播出后有所上升。她公开宣布订婚时选择的那件蝴蝶结衬衫的点击量上升了108%。她在澳大利亚旅游时穿的连衣裙的搜索量上升了50%以上，珍珠耳环的搜索量也上升了162%，而她在肯辛顿宫滑旱冰时穿的粉色格子布裤子则在一周内带动“粉色格子布”的搜索量上升了35%。
反过来说，在出版业之外寻找新挑战的编辑们现在正处于有利地位，凭借他们的经验在新岗位上发挥着作用。他们不再自己讲述故事，而是帮助别人在Instagram上更好地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他们不再自己制作内容，而是教导别人用更合适的工具制作内容；他们不再传播大事件，而是通过推广和合作，确定新的流行。
虽然工作的方式不同，但这些不同的路径最终会到达同样的目的地。即创造内容，创造对话，以保持平台的吸引力，以支持公司其他的商业目标。加入Pinterest的《Allure》前主编Michelle Lee表示，她依旧是个品牌的管理者：“形式和头衔可能会改变，但机会是存在的。”
然而这条道路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传统媒体人。一位曾在科技界和媒体界工作的编辑说，“虽然由于科技公司的规模，你的决定会影响更多的人。但是与你在媒体中能够做出的决定相比，你所拥有的创造性管辖权是微乎其微的，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在批准一切。主编一般都有最后的决定权，而在科技公司则没有。”
曾短暂加入Facebook生活方式团队的现《Refinery29》主编Simone Oliver在接受The Cut网站采访时坦言，“你可能在帮助、建议、指导内容，但你不是在创造它。”
当然，即使互联网科技公司并不能给予这些主编曾经呼风唤雨般的决定权和影响力，也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职业选择。
毕竟光靠这些在杂志社的声誉显然不能为编辑带来足够的金钱回报，科技公司的股权收益让人很难离开。The Cut在最近一篇相关报道中提到，有消息称那些转向科技行业的主编通常能获得了从25万美元到100万美元不等的股权。
媒介即内容，时尚百年来通过附身于各种媒介完成迭代，时尚编辑的未来或许依然隐藏在新媒介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