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芬奇爱折磨演员可是出了名的。《社交网络》的开场镜头拍了99次。在这场戏里，男主演杰西·艾森伯格被要求以普通人三倍语速与剧中女友交谈，最终被对方甩掉。小罗伯特·唐尼更惨，拍《十二宫》时，他重拍几十次也无法让芬奇满意，为了表达愤怒，唐尼干脆尿进一个罐子里，再把罐子丢在片场——芬奇接受一部八竿子打不着的纪录片采访时，揭露了这件事，叙述时始终带着嘲弄的微笑。采访芬奇也是一件相当有压力的事，现场气氛紧张。看《消失的爱人》就知道，芬奇批判媒体的浅薄与匿名者的狂欢时，毫不仁慈，怎么狠怎么来。
芬奇小时候跟乔治·卢卡斯做邻居，立志从事电影事业之后，从工业光魔的一名特效师起步，接着成立公司拍摄MV，获奖颇丰，但他接续雷德利·斯科特、詹姆斯·卡梅隆的珠玉前作，拍摄《异形3》，却遭遇坎坷——没有成型的剧本，无法调控团队，放弃剪辑权，票房失利，差评。这是芬奇唯一一部拒绝署名的作品。他从此跟“愚蠢的电影公司高层”这个概念积怨，谈不拢的都不强求。
《异形3》三年后，《七宗罪》一鸣惊人，大卫·芬奇灰暗的世界观在这部电影里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它迄今仍是芬奇全球票房最高的电影之一，仅次于《消失的爱人》以及大投入的《本杰明·巴顿奇事》。芬奇并不高产，只确保部部精品。他也不受奥斯卡待见（中国有些影迷为一些从来没有得过奥斯卡奖的导演成立了一个NOSCAR联盟，意思是“No Oscar”，包括他、诺兰、昆汀和大卫·林奇），却积累了一批忠诚的粉丝。《搏击俱乐部》更是成为cult经典，长期排在IMDbtop250前10位。
不过，贯穿大卫·芬奇电影生涯的核心矛盾，不是意识形态审查、创作危机，而是预算不够。
《社交网络》预算给不到4000多万不肯拍。索尼邮件泄露说明《乔布斯》也是因为钱没谈拢。两部让科幻迷血热的《与拉玛相会》和《海底两万里》都流产了。问起他最近为HBO筹备拍摄的电视剧《乌托邦》，也是同理搁浅，“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怎样。”这个话题不能再谈。采访结束一周后，媒体就纷纷宣告了它的“死亡”，透露芬奇已通知参与排练的主要演员解散，并且由于这部剧的版权在HBO手中，芬奇也无法将它带走。
在好莱坞的制片人中心制体系下，安全、听话、用低预算解决问题的导演很多，但是风格成熟老练、精益求精，试图用声画语言把一个故事一个想法拍透说透的人却寥寥无几。
大卫·芬奇对准确、基调和节奏感的苛刻把握，吓跑了一些人。但他很坚持。正如他所说，他一直努力工作，就是为了拥有更多话语权，以此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沟通。
拍摄一部电影的时候，他必须确保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必须准备到极致：场景危不危险，有没有数量惊人的大牌演员卷入，贵不贵等等。但让他困扰的还不是这种问题，而是一些看上去很简单的场景。因为人们越觉得理所当然的事，解释起来越难。
比如，如何表现两个人一见钟情的场景？
“如果大家看了以后觉得，喔，就是这样，然后呢？那我就会抓狂，我想要是再多三个星期来拍这场戏就好了。这种遗憾经常发生，因为你就算赢了比赛也未必是每一步都走对。”他说。
还比如，拍《本杰明·巴顿奇事》的时候，在电影的最后部分，他灵机一动，决定加一组回顾巴顿人生历程的蒙太奇，并且预想它能抖一个大包袱，可以控制观众的情感，不断叠化、叠化、叠化。为实现这简单的一刻，之前必须已经做足了准备——巴顿人生中的重要人物都在这组蒙太奇里依次出现。他也让观众见识了惊人的特效——布拉德·皮特在片中饰演一个肉体逐渐返老还童、精神则从婴儿走向衰老的奇特男人，为此芬奇运用特效，把皮特的头和另一位替身演员的身体嫁接到了一起。
在这个过程中，他时刻都要考虑场景怎么衔接，关键时刻讲什么，前戏如何铺垫，得明说出什么，什么又要隐瞒。不过最难的，还是处理看似简单的事情——它必须能够让人们信服。这其中也有他自己逐渐变老的因素，如何创造出这种信服力，对他来说，这才是挑战。“斯坦尼康啊、特效啊，对这些东西好像没那么重视了，反而更为一些琐碎的小场景费神。”
还有拍摄《龙文身的女孩》的时候，他一直在寻找一个方式，把大家动起来，调动有天赋的演员，寻找到合适的秩序。比如在试镜的时候，他们临时给主演鲁尼·马拉增加了一场书里的强奸戏。在这场戏中，他注意到马拉大脑的运作方式，如何把一些高度戏剧化的场景落在实处。后来拍摄时，他也一直在调动，让马拉学习骑摩托车，学习特殊的口音和讲话方式，看到她把自己完全沉浸在故事里，变成她所饰演的那个龙文身女孩。
影迷们追捧他的电影，特别是他影片的基调，独特且鲜明。在芬奇看来，电影的基调是最难和团队沟通的部分。“比如你跟某人说这里需要很吓人，但每个人觉得吓人的东西都不一样。你说这里的基调需要很有趣，他也不会有概念，你说的有趣具体是要做什么。而且要想充分论证这个基调，哪怕你来来回回说到大家耳朵里去，也还是需要所有人在某一个特殊的时刻，都把自己的事做对。”
但好在如今他已经有了一个稳固的幕后班底。有时候人手并不足，只是把大家聚集起来一起做事。他觉得，自己虽然没有那种像点金术一般的凝聚团队的能力，但好在团队有一些能主宰自己内心小世界的人，他和他们相处得还不错，大家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有着特殊的目标，也可以安排好手头的工作。当他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在那儿。他只需要提醒他们，上下文是什么样，他们自然会关心人物性格的走向，关心想要呈现什么样的效果，应该什么时候发招，如何来呈现这个效果。
也正是因为这种坚持，芬奇吸引了像摩根·弗里曼、凯文·史派西、本·阿弗莱克这样的大牌明星，成为好莱坞极少数可以享有最终剪辑权的导演之一。而公众同样熟悉的李安、诺兰，对自己的影片还无法拥有如此全面的控制。
只有打造一部电影这项工作令芬奇变得完全谦卑、折服，充满敬畏。他布下种种精巧机关，并甘愿失去自我，成为电影的一个零部件。他尊重观众，号召观众与他一起扎入荧幕。“我会喜欢能让人觉得身临其境的故事，喜欢成为它的一分子。”——那就像是在和你说：“不要迈进那道门！”
在纽约电影节做宣传时，面对台下一席观众，芬奇回忆起中学时候的打工经历，好像开挂，他压低声音进行角色扮演，讲起他随手的小发明如何让斯坦尼康发明人加勒特·布朗震惊，并因此得到了人生第一份正式工作。他讲得眉飞色舞，观众就此中盅。
芬奇的故事极少提供确定答案，无英雄，不媚俗，调子阴冷，几乎符合现代生活的一切消极表征。虽然不会抚摸你，不会常常喂你惊喜，但能把失望、荒诞、罪恶刻画入骨，对于求真的观影者来说本身就是惊喜。缔造社交网络的亿万富翁陷入社交孤独；连环杀手拖垮调查者的生活，终生逃逸；中产夫妻追逐婚姻中即将枯竭的激情，玩弄全世界于股掌之中。
而最让芬奇满足的时刻，则是当他走进一家电影院，看到他设计好的桥段就在眼前，他期待这个桥段可以激发观众特定的反应，而人们的表现恰如他所想象的那样。“这种情形是最让我满足的，也是给一个电影人最大的回报。”芬奇说，你想要听到人们为荧幕上的故事尖叫，刚好就在那一刻，他们吓得差点儿就从椅子上跳起来了，他们发出尖叫声。“这样我就会超满足，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儿蠢，但恰是这一刻，我明白我做到了。”
至于票房，他没有那么太在乎。他很清楚，人们蜂拥去看一部电影，是出于很多种原因，演员是很红的明星，相关故事很疯狂，或是周围很多人在讨论。不过，这都不是他能够控制的，他只想尽可能讲好自己的故事，让观众可以在电影院里身临其境，如同自身已经被抹去，可以不再为取票、停车之类的问题烦恼，直到他们彻底失去了自我。
不过，即使芬奇在电影里构建了一个并不美好的社会，存在各种形式的暴力，危险潜伏近在咫尺，个体毫无安全感。芬奇却说，这可不是我的生活。他的生活一直风平浪静，没什么危险。他只是要对你，对所有人，讲一个精彩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