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时节，气温升高，吐故纳新，四野明净，生机盎然。中国人自古就喜欢在此时踏青，追根溯源，是远古农耕祭祀的迎春习俗，对后世影响深远。

　　春回大地之时，自然界到处生机勃勃，人们因利趁便，一家老少在山野乡间游乐。加之处于这一时期中的清明、谷雨节气所体现的物候特点，以及唐代之后清明对于相邻的上巳、寒食的节俗融合，人们便顺理成章地对此时春游更加习惯和偏爱。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的春季活动更倾向娱乐化、世俗化。

　　唐朝初年，民间在寒食节扫墓，并在墓前食用贡品、郊游春嬉的习俗已蔚然成风，并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唐高宗李治龙朔年（公元662年），朝廷发布了一道诏令，禁止民间在“临丧嫁娶”和“送葬之时”，共为欢饮。

　　然而，这些在祭祖期间踏青游玩的民间习俗，并没有因朝廷的禁令而衰减，反而越来越兴盛。到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朝廷眼见禁令难行，无奈又准许恢复了之前的节俗模式。杜甫《清明》有云，“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渡头翠柳艳明眉，争道朱蹄骄啮膝”，描绘了彼时男女老少乘船骑马、踏青赏春的热闹场景。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演变，社会物质文明逐渐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更为多彩。陈寅恪先生曾评价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到了宋代，春日里的习俗向世俗娱乐转化的趋势更加明显，“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人们常常阖家携带酒食，到郊外园地亲近自然，这与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所展现出的氛围异曲同工，正是“满街杨柳绿丝烟，画出清明二月天。好是隔帘花树动，女郎撩乱送秋千”（唐·韦庄《丙辰年鄜州遇寒食城外醉吟五首》之一）。

　　元末明初诗人杨基的《浣溪沙·上巳》写道“软翠冠儿簇海棠，砑罗衫子绣丁香。闲来水上踏青阳”，道明了春日里人们闲来无事、游玩作伴的舒畅。当人们遇到春天的鸟语花香、郁郁葱葱，也不甘于一般情境下的“内聚”，而更愿走出家门进行社交活动，也是古人“天人合一”精神的体现。

　　事实上，踏青一俗，由来久矣。唐天宝年间的画家张萱就通过《虢国夫人游春图》，描绘了当时贵族在上巳节的游春场面，营造出春和日丽的轻松氛围，展现出杜甫《丽人行》中“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的融融春景。

　　春游走得更远一些，就是远游，这在交通并不便利的古代，不是一件寻常事。但总有那么一些不走寻常路的古人，走出了另一番天地。

　　和贵族们浩浩荡荡的春游队伍相比，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春游”，则显得朴实许多。为了获得真实的地理信息，他到过许多地方考察，足迹遍布长城以南、秦岭以东的中原大地，又通过行万里路，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和地理资料。在《水经注》一书中，大部分地理资料都源于郦道元亲身考察所得，还有不少汉、魏时代的碑刻（这些资料大多都已失传），为研究中国文明发展历史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佐证。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先后到武当山、庐山、茅山、牛首山及湖广、南直隶、河南、北直隶等地，收集药物标本和处方，并拜渔人、樵夫、农民、车夫、药工、捕蛇者为师，参考历代医药等方面书籍925种，“考古证今、穷究物理”，记录上千万字札记，弄清许多疑难问题，历经27个寒暑，三易其稿，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完成了192万字的《本草纲目》。

　　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一生志在四方，足迹遍及今21个省（区、市） ，“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所到之处，探幽寻秘，开创了实地考察自然、系统描述自然的新方向。这些造福于后世的先人学者，一跬一步完成千里之行，一笔一画写下了推动人类进步的文字，实乃“身体和心灵均在路上”的最佳典范。

　　刘魁立在《中国节典》记载，“唐宋时期，清明踏青的活动非常丰富，荡秋千、拔河、扑蝶、采百草、放风筝、插柳、植树等不一而足”。而来自壮族、黎族、畲族、布依族的射箭、对歌、宴请、跳竹竿、赶舞场等“三月三”（上巳节）节俗内容，也已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民俗类名录，反映了我国自古以来普遍存在的、人们对于春光的喜爱与珍惜。

　　又是一年春来到，对于我国传统节气、节日习俗的继承和发扬，依然围绕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在每年春季的载歌载舞、踏青游玩中，展示自己的生活状态，加强彼此的情感联结，这是人们幸福感的重要来源，更给复兴民族传统文化、重构民族节日系统、促成民族共同体的内部意识提供了丰沛的土壤。

　　(作者系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综合业务部馆员)

（张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