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天价殡葬费”事件引起人们关注，不法商家竟趁家属悲痛之时，以丧礼之名，胡乱收取殡葬费用，实在令人气愤。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自古以来，尤其在儒家观念影响下，丧葬礼仪受到人们重视。然而对于孔子而言，这种重视，并不是枉顾家庭经济而恣意花费，而是亲属们符合礼仪的言行举止。如《礼记·檀弓》中记载，孔子观察卫人送葬，看的便是亲属的“容色”，因为“容色”最能反映出人的内心。
不过，在其后的历史中，“葬之以礼”的观念，往往被误读成奢华的仪式以及珍贵的陪葬品。例如，在极力推崇孝道的汉朝，便因为过度重视丧葬，而衍生出了蔓延至各个阶层的“厚葬之风”。海昏侯刘贺墓，便是这种“厚葬之风”的真实例证。
名为厚葬 实为浮侈
汉代人认为，人去世之后到达天国，所以侍奉死者，要像侍奉生者一样诚恳恭敬，他生平使用的物品，去世后仍然要使用。而海昏侯墓之所以有如此多的珍贵文物，便与汉代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有关。
刘贺是什么人呢？他可以说是汉朝身份最特殊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最早是昌邑王世子，后来继承昌邑王，之后又即位为皇帝，仅仅做了27天皇帝，最后却被废为庶人，之后又被封海昏侯，一生完成了由诸侯王到皇帝再到诸侯的身份变化。
刘贺是汉武帝刘彻的孙子、昌邑王刘髆的儿子。刘髆去世后，刘贺继任昌邑王。此时汉武帝也去世，由幼子昭帝即位。不过，昭帝仅在十余年后去世，没有留下子嗣，皇位继承权就成了问题。当时，昭帝还有兄长广陵王刘胥在世，不过刘胥为人骄横无礼。掌权的大将军霍光考虑刘胥不好控制，而且刘贺又是昭帝的子辈，于是决定迎立刘贺为皇帝。
不过，刘贺即位后，很快就与霍光发生了冲突。霍光宣布他在位的27天内，竟有1127项罪名，最终废除了他的帝位，将其驱逐回昌邑国。而昌邑国此时已经改为山阳郡，所以刘贺成为了一介平民。之后武帝曾孙宣帝即位，宣帝也一直对刘贺提心吊胆，后来才把刘贺封到豫章郡海昏县，立为海昏侯，最终还取消了他入京祭祀的权利。刘贺就此在海昏侯位上终老。而从海昏侯墓葬的规格可以看出，尽管是“废帝”，刘贺及其后人的生活当是十分奢侈的。
与刘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文帝刘恒。文帝也是以代王身份入主大业，但却迅速控制住了局势，掌握了国家大权。不仅如此，文帝在位期间主张休养生息、轻徭薄赋，个人也比较节俭，《史记·孝文本纪》说文帝下令，“治霸陵（汉文帝陵寝）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后来遗诏也说“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汉文帝陵寝霸陵即2006年发现于陕西西安白鹿原的江村大墓，去年正式确认准确位置，是202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其中出土了陶俑、陶器、铁器、铜器、车马器等文物，以瓦器为主，相比海昏侯刘贺墓来说，确实非常节省了。
海昏侯刘贺的丰厚墓葬，折射出汉朝在汉武帝前后的国力及民风变迁。自汉武帝登基后，国家大一统、社会安定，所以贵族能享受奢靡的生活，而无数民脂民膏也就这样被搜刮浪费。至东汉时期，厚葬的奢侈之风已成为社会问题，王充在《潜夫论·浮侈篇》中批判道：“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檽、梓、楩、楠，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
直到东汉末年战火纷飞，曹操极力主张薄葬，汉朝厚葬之风才告一段落。
一位废帝的豪华墓葬
2011年3月23日，江西电视台新闻热线接到电话，有村民称江西南昌新建区墎墩山上的一座古代墓葬被盗。考古工作人员得知后，立即到现场进行勘察，发现有一个约14米的盗洞，直达主椁室的中心位置。考古人员通过观察被盗墓贼打出来的椁木、白膏泥、木炭等遗留物，并闻到墓葬中飘出来原木的香气，判断出这是一座高级贵族墓。同年4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此处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正式拉开了西汉海昏侯墓考古的帷幕。
据考古发现，海昏侯刘贺墓园位于墎墩山上，由刘贺与夫人两座主墓、七座祔葬墓、一条外藏坑和园墙、北、东门及其门阙等相关建筑构成，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保存最好、功能布局最清晰、结构最完整、祭祀体系最完备的西汉诸侯墓园。海昏侯墓园又坐落在海昏侯国的都邑——紫金城遗址中。整个紫金城遗址，除了刘贺本人的墓园，还有三代海昏侯的墓园，以及成片的贵族、平民墓葬。都城占地3.6平方公里，其中墓葬区有1.4平方公里。
相比汉代其他高级贵族墓葬，刘贺墓园的保存完好尤为难得。为什么没有被盗墓贼损坏呢？原来在东晋建武二年（318），豫章郡发生大地震，海昏县一带淹没到鄱阳湖中。正是这样的原因，海昏侯墓墓室坍塌，被地下水淹没。南朝宋时，鄱阳湖地下水位又上涨，海昏侯墓得以幸存。随葬的一批竹木漆器，在地下水的环境中保存特别有利。后来水位下降，五代时曾有盗墓贼光顾，还在盗洞留下了一盏灯具，但也没有能进入主椁室。
刘贺与夫人的主墓占据了整个刘贺墓园的最高、最中心的位置，墓内建有约400平方米的方形木结构椁室。其中出土了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竹编、草编、纺织品和竹简木牍等文物约1万余件。其中不少青铜器、玉器、漆木器，工艺精湛、图案精美，具有极高的艺术美学价值。5200余支竹简和180版木牍，其中包括儒家“六艺”经典与“诗赋”“六博”“方术”和诏书、奏牍、孔子衣镜等内容，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价值。
在刘贺墓诸多文物中，最让人叹为观止的，还要数出土的金器。刘贺墓共出土金器478件，重达115公斤，其中金饼385枚、马蹄金48枚、麟趾金25枚、金版20块，是至今为止我国汉墓考古中，发现金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一次。以上金器都是当时的金币，而在墓室北藏椁的钱库中，又发现了约200万枚十余吨五铢铜钱，为汉武帝、昭帝、宣帝三朝时所铸，相当于豫章郡太守约50年俸禄，出土时最高处有1.35米之高，可谓是真正的堆积如山了。
孔子镜屏：最早的孔子画像
海昏侯刘贺墓，作为汉朝国力强盛时期的产物，不仅证实了汉代厚葬之风所费甚巨，也为今人展现了汉代工艺之精巧，尤以漆器为代表。近日，考古工作者便公布了刘贺墓两件文物“丹画盾”和“孔子镜屏”的相关细节。
刘贺墓共出土漆器2300余件，包括鼎、壶、杯、盘等饮食用具，和几案、屏风、奁盒等生活用具，还有数十件漆木盾。该批漆木盾大小相近、纹饰相近、铭文相同，自称“丹画盾”。丹画盾胎骨为薄木胎，在木胎前后两面装裱麻布，并在麻布上进行髹漆，形制为源于战国、秦汉通行的双弧盾。
这批漆木盾中，有一件保存较好，长90.6厘米、宽50.4厘米、厚1.1厘米、握长27厘米。此盾正面绘制蛟龙一条，有龙首龙身朝左与龙首龙身朝右的区别。蛟龙无角，双手前伸，双腿蹲坐，怒目吐舌，立耳竖须。之所以被称作“蛟龙”，是因为它的颈部有较多的白色斑点。根据《山海经·中山经》郭璞注，蛟“似蛇而四脚，小头细颈，颈有白瘿”。白色斑点大概就是“白瘿”。丹画盾的背面图案一致，均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斗牛图”，画着一位力士正在斗牛；下层为“斗虎图”，画着另一位力士正在斗虎。
丹画盾背面盾首处，用黑漆写着36个字，内容为：“私府髹丹画盾一，用漆二升十籥，胶筋、丹臾、丑布、财用、工牢，并直五百五十三，昌邑九年造，廿。”这句话说的是昌邑王九年时，昌邑国的官署（私府）制造了二十件丹画盾。每件用漆量为今天0.2升左右（二升十籥，汉代2.5升），材料包括动物胶（胶筋）、丹朱（丹臾）、苎麻布（丑布）、木材与工具（财用）和工钱（工牢），每件价值553个五铢钱。刘贺曾任昌邑王，这些盾牌还是在昌邑国所作。
盾牌是从上古时代流传至今的一种防御性兵器。不过，刘贺墓中这种批量制作且做工精美的漆木盾，却似乎不是作为实战功能使用。其实，臣子随葬兵器，在当时也是犯忌的。早在汉景帝时，丞相周亚夫的长子为周亚夫采购一批甲盾作为陪葬品，导致周亚夫被捕入狱。狱吏宣称周亚夫即使不在地上反、也要在地下反，气得周亚夫绝食而死。这样看来，刘贺墓出土的丹画盾应该也并非兵器，而只是宫廷乐人用于表演武舞的仪仗用具。
孔子镜屏（也被称为孔子屏风、孔子衣镜）是绘制孔子画像并记录孔子生平和弟子情况的文物，既有衣镜的“修容”功能，又有屏风的“侍侧”功能。该套镜屏由一块青铜大方镜、漆木边框及底座和一块漆板及底座组成。其中漆木边框外围高96厘米、宽68厘米，镶嵌其中的衣镜高70.3厘米、宽46.5厘米，构成镜屏的主体部分；漆板宽46厘米，高度因损毁而不明。
在漆板正面上侧，书写了一篇《衣镜赋》，其中概述了镜框正反两面内容，可以由此复原出镜屏主体部分的结构；正面下侧绘制了钟子期听琴图，其中钟子期跪坐听琴，但不见伯牙弹琴，应该已经损毁。伯牙、子期的故事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到汉代已经是脍炙人口的传说。背面绘制书写了孔子弟子曾子、子张的画像和传记。子张传记还比较完整，子张画像和曾子画像、传记均已损毁严重。
衣镜正面的一圈漆木边框，绘制了东王公、西王母等仙人和青龙、白虎、朱雀等神兽的图案。而衣镜背面的整块漆木边框，内容就最引人注目了。其中分为上中下三栏人物，最上面的是孔子和颜回，中间的是子贡和子路，下面的是子羽和子夏，两侧是传记。其中孔子的画像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画像，画像中孔子戴着小冠，留有长须，穿深色长袍、着翘头履。可见，衣镜背面与漆板背面相连，共同组成孔子及其弟子的画像与传记，两面相对主人榻。
从今人角度而言，汉代厚葬确实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宝贵文物。只是不知，若是孔子得知后世人将自己的画像传记作为豪华墓葬的一部分，将会作何感想？
